09、无烟煤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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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尽最大能力地保护镇民，陈河尽可能屈服于造反派的淫威，竭力承认自己是这不足百户人家的小镇上，唯一信奉帝国主义腐朽思想的罪人。因为他比狐狸更可恶的狡诈，镇民们才没看清他肮脏卑劣的思想本质，跟着他偏离了无产阶级所倡导的政治革命路线。
忍受着非人的折磨，陈河却在心里庆幸，当意识到风向不对时，他就开始准备应付即将到来的人间灾难。
他手上最大的祸患，是那几十本日记本，真要落到红卫兵手里，恐怕至少够他死十次八次。
但这些本子，从线装软面到绿皮硬面，哪怕仅是外表的改变，也见证着时代的变更，他又怎么舍得毁掉？
最后，老伴的一句话令他痛下决心，她说：“那片老树林子，长了至少有几个世纪，可不说没就没了？你又算什么，那些树随便哪棵都比你硬实，也没斗过天。”
是啊，参天大树都无力与天抗争，他陈河如蝼蚁一般平凡的生命，又能在狂风暴雨中逃去哪里？
岁月的记录，一片片在火盆里盛放出艳红的花朵，随后化成小小一团灰烬，跳动着向它们的主人告别。
当撕到最后一本的某一页时，陈河的手停住了。
那一页，正记载卡赫莎到访的内容，以及后面他添上去的那几句话。
白桦林里，说不定真隐藏着有关外星人的秘密，如果烧掉日记，自己又死在了这场全国至上而下的大武斗里，后世之人如何知道现在发生的事？又有谁会去完成他未完的调查？
想到此处，陈河咬咬牙撕下那一页纸，放在了火盆旁边。
当红卫兵举着皮鞭冲进娜塔莉镇唯一的一栋两层小楼，肆无忌惮地打砸抢时，陈河年仅一岁的小孙子陈同忠正在吃米糊。
小家伙给放在装着轮子的木头婴儿车里，盛米糊的木碗下，垫着一张滴满米糊的纸片。
红卫兵们翻箱倒柜，折腾得精疲力竭，但凡他们认为能值些钱的东西，都给一一收入囊中。等屋里只剩了搬不走的桌子柜子，以及那个哭得声嘶力竭的孩子，他们总算住了手，充满激情地欣赏一地狼藉的陈宅，享受着摧毁与收获的喜悦。
离开时，一个大约十五六岁，背军书包的男红卫兵看了一眼小婴儿的婴儿车，犹豫的目光落在那张垫碗纸上，最终还是放弃了过去看一看的打算，因为那张纸实在太脏了。
保下一镇子男女老幼的陈河，最终没活着看到这场错误的政治运动如何结束。
假设不是被那块该死的，不知由哪位义愤填膺的革命战士投来的石块砸中额头，他有可能熬过来。
然而正如伊万所说，没有假设。对陈河而言，那个无法躺无法站，只能二十四小时蜷缩其中的铁笼子，注定是他此生最后的归宿。
石块带着漂亮的弧线飞过来时，陈河没有躲，他既无处可躲，那时也根本不想躲。与其一直像只狗似的给困在笼子里忍受屈辱与痛苦，不如承受一时之疼，今晚大概就可以结束苦难了。
实际情况比设想的，很要好一些。坚硬的头骨与更加坚硬的石头猛烈撞击时，发出“砰”一声闷响，之后他并没感到撕心裂肺的疼痛，唯一的反应，就是有一股热热的液体顺着脸颊滑下，滑进嘴里又咸又腥。
他喘着粗气，大口咽下自己的血，让这种味道，成为今世最后的记忆。如此这般向世界告别的仪式令他极度兴奋，哪怕整整一斤高粱酒也达不到这种境界！
于是他决定把这仪式，当成拜见死神的祭礼，他亲手把自己变作了祭品，恭敬地供奉上想象中的神台。今日这一切，与那晚从玻璃窗里见到的，自己被烈焰与四射飞散的火星装扮成地狱幽灵的形象，完美相符。
不过意识彻底消弭前，出现在他脑子里的，不是神台上的自己，而是在火海里挣扎的伊万。他踩着伊万的脚后跟踏上黄泉之路，可伊万到底是谁？他们俩死后，去的是否是同一个地方？
陈河死了，他的儿子与儿媳也没幸免。儿子被造反派们尖叫着从家里的两层楼上推下去，本来不该摔死，却偏偏脑袋先着了地。
儿媳受不住惊吓，当夜就上吊自尽了，只有陈河的老伴抱着一岁的孙子，顽强地活了下来。
那是一个群魔乱舞的可怕年代，整整十年的时间，中国社会陷入了空前的混乱。那也是一个本性迷失的年代，哪怕是牢不可破的血亲关系，也沦落到一挑即断的脆弱程度。假如家里出现了“资产阶级走资派”或者“牛鬼蛇神”，其他成员就必须与他们划清界线，以坚定自己的政治立场。
夫妻之间、父子之间，还有兄弟姐妹之间，互相揭发伤害的事件比比皆是。文化大革命就如一把寒光闪闪的解剖刀，鲜血淋漓地解剖出人性中最为卑劣丑恶的一面。它又是一面放大镜，从超大的视角，将隐藏在人骨子里的自私放大到令人不寒而栗的地步。
直到1976年10月6日，“四人帮”集团被彻底粉碎，中国这个东方巨人才终于从哭泣中站起身，从此真正走上了富民兴国的光明之路。
陈河若能活着迎接1978年的到来，一定会感到欣慰。那一年年底，娜塔莉镇的居民连续经历了两件改变他们悲惨命运的大事：12月份，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。在会上，以***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确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。
北京的大会还没结束，一支小型地质勘测队就在大火烧毁的白桦林废墟下，测出一个储量丰富的无烟煤矿，煤矿石密度之高，达到了每立方米1.9克。这消息一经传出，连山西内蒙等地的矿业专家们也羡慕不已。
经历过暗无天日的冬季后，娜塔莉镇居民终于在零下二十度的严寒中，感受到了春天里浓郁的生命气息。最令人们高兴的是，这个煤矿完全处于中国境内，与中苏边界就只差了一条水渠的距离。由此一来，苏联人无论多想插进只脚，也只能咽着口水干瞪眼了。
忍受着非人的折磨，陈河却在心里庆幸，当意识到风向不对时，他就开始准备应付即将到来的人间灾难。
他手上最大的祸患，是那几十本日记本，真要落到红卫兵手里，恐怕至少够他死十次八次。
但这些本子，从线装软面到绿皮硬面，哪怕仅是外表的改变，也见证着时代的变更，他又怎么舍得毁掉？
最后，老伴的一句话令他痛下决心，她说：“那片老树林子，长了至少有几个世纪，可不说没就没了？你又算什么，那些树随便哪棵都比你硬实，也没斗过天。”
是啊，参天大树都无力与天抗争，他陈河如蝼蚁一般平凡的生命，又能在狂风暴雨中逃去哪里？
岁月的记录，一片片在火盆里盛放出艳红的花朵，随后化成小小一团灰烬，跳动着向它们的主人告别。
当撕到最后一本的某一页时，陈河的手停住了。
那一页，正记载卡赫莎到访的内容，以及后面他添上去的那几句话。
白桦林里，说不定真隐藏着有关外星人的秘密，如果烧掉日记，自己又死在了这场全国至上而下的大武斗里，后世之人如何知道现在发生的事？又有谁会去完成他未完的调查？
想到此处，陈河咬咬牙撕下那一页纸，放在了火盆旁边。
当红卫兵举着皮鞭冲进娜塔莉镇唯一的一栋两层小楼，肆无忌惮地打砸抢时，陈河年仅一岁的小孙子陈同忠正在吃米糊。
小家伙给放在装着轮子的木头婴儿车里，盛米糊的木碗下，垫着一张滴满米糊的纸片。
红卫兵们翻箱倒柜，折腾得精疲力竭，但凡他们认为能值些钱的东西，都给一一收入囊中。等屋里只剩了搬不走的桌子柜子，以及那个哭得声嘶力竭的孩子，他们总算住了手，充满激情地欣赏一地狼藉的陈宅，享受着摧毁与收获的喜悦。
离开时，一个大约十五六岁，背军书包的男红卫兵看了一眼小婴儿的婴儿车，犹豫的目光落在那张垫碗纸上，最终还是放弃了过去看一看的打算，因为那张纸实在太脏了。
保下一镇子男女老幼的陈河，最终没活着看到这场错误的政治运动如何结束。
假设不是被那块该死的，不知由哪位义愤填膺的革命战士投来的石块砸中额头，他有可能熬过来。
然而正如伊万所说，没有假设。对陈河而言，那个无法躺无法站，只能二十四小时蜷缩其中的铁笼子，注定是他此生最后的归宿。
石块带着漂亮的弧线飞过来时，陈河没有躲，他既无处可躲，那时也根本不想躲。与其一直像只狗似的给困在笼子里忍受屈辱与痛苦，不如承受一时之疼，今晚大概就可以结束苦难了。
实际情况比设想的，很要好一些。坚硬的头骨与更加坚硬的石头猛烈撞击时，发出“砰”一声闷响，之后他并没感到撕心裂肺的疼痛，唯一的反应，就是有一股热热的液体顺着脸颊滑下，滑进嘴里又咸又腥。
他喘着粗气，大口咽下自己的血，让这种味道，成为今世最后的记忆。如此这般向世界告别的仪式令他极度兴奋，哪怕整整一斤高粱酒也达不到这种境界！
于是他决定把这仪式，当成拜见死神的祭礼，他亲手把自己变作了祭品，恭敬地供奉上想象中的神台。今日这一切，与那晚从玻璃窗里见到的，自己被烈焰与四射飞散的火星装扮成地狱幽灵的形象，完美相符。
不过意识彻底消弭前，出现在他脑子里的，不是神台上的自己，而是在火海里挣扎的伊万。他踩着伊万的脚后跟踏上黄泉之路，可伊万到底是谁？他们俩死后，去的是否是同一个地方？
陈河死了，他的儿子与儿媳也没幸免。儿子被造反派们尖叫着从家里的两层楼上推下去，本来不该摔死，却偏偏脑袋先着了地。
儿媳受不住惊吓，当夜就上吊自尽了，只有陈河的老伴抱着一岁的孙子，顽强地活了下来。
那是一个群魔乱舞的可怕年代，整整十年的时间，中国社会陷入了空前的混乱。那也是一个本性迷失的年代，哪怕是牢不可破的血亲关系，也沦落到一挑即断的脆弱程度。假如家里出现了“资产阶级走资派”或者“牛鬼蛇神”，其他成员就必须与他们划清界线，以坚定自己的政治立场。
夫妻之间、父子之间，还有兄弟姐妹之间，互相揭发伤害的事件比比皆是。文化大革命就如一把寒光闪闪的解剖刀，鲜血淋漓地解剖出人性中最为卑劣丑恶的一面。它又是一面放大镜，从超大的视角，将隐藏在人骨子里的自私放大到令人不寒而栗的地步。
直到1976年10月6日，“四人帮”集团被彻底粉碎，中国这个东方巨人才终于从哭泣中站起身，从此真正走上了富民兴国的光明之路。
陈河若能活着迎接1978年的到来，一定会感到欣慰。那一年年底，娜塔莉镇的居民连续经历了两件改变他们悲惨命运的大事：12月份，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。在会上，以***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确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。
北京的大会还没结束，一支小型地质勘测队就在大火烧毁的白桦林废墟下，测出一个储量丰富的无烟煤矿，煤矿石密度之高，达到了每立方米1.9克。这消息一经传出，连山西内蒙等地的矿业专家们也羡慕不已。
经历过暗无天日的冬季后，娜塔莉镇居民终于在零下二十度的严寒中，感受到了春天里浓郁的生命气息。最令人们高兴的是，这个煤矿完全处于中国境内，与中苏边界就只差了一条水渠的距离。由此一来，苏联人无论多想插进只脚，也只能咽着口水干瞪眼了。